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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么算下来，光是打仗所需的军粮，外加官员俸禄，就已经能把汉家一整年的财政收入消耗一空。

    所以，开国之初的汉家穷。

    穷的国库能跑耗子；

    穷的堂堂天子刘邦，凑不出八匹同色的马拉御辇。

    穷的刘邦到后来，都凑不出平定异姓诸侯叛乱的军费了，便只得不顾朝堂一致反对，发行荚钱三铢——面值十二铢铜的三铢铅钱。

    但没办法；

    开国之初，内忧外患，天下遍布疮痍，百废待兴。

    为了短期内改善财政状况，刘邦只能选择先解决眼下的问题；

    至于后患，则只能留给后世之君去解决，或者说是擦屁股。

    当然，刘邦为首的一代目长安中央，也并没有因为远水不解近渴，而忘了为汉家挖一口很久以后才能有水的井。

    这个‘井’由两条具体的规定组成。

    第一条：凡汉之民女，年满十五岁而不嫁人的，从十五岁开始，每年罚钱一算，即一百二十钱；

    十八岁还没嫁人的，官府要负责为该女子找到合适的男子，并让他们组建家庭——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强拉配郎。

    没能做到的，地方官府与该女子的家人，皆坐罪。

    第二条：婚后，夫妻每生育一个孩子，男孩赏钱二百，女孩赏钱五十；

    婚后两年之内未生育，罚钱二百。

    凭借这两条针对性极高的生育政策，汉家得以在开国后极短的时间内，便为华夏文明定下了‘女子十五岁前必须嫁人’，且要尽可能多生育的社会共识。

    并在随后短短四五十年的时间里，将汉家的人口从开国初，二百万户、一千三百余万口，一举翻了个番。

    到了刘荣即位的孝景皇帝六年，也就是汉五十一年，汉家总人口超过五百万户，两千八百余万口。

    足足五百万户农民，让汉家即便是将农税从汉初的十五税一，近乎永久性降到了三十税一，却也还是能为长安朝堂中央，带来每年超过三千万石粟的农税收入。

    ——每户农人虽还是百亩田，但收成早已从开国年间的亩产不到两石，抬高到了平均亩产超过三石！

    这使得百姓缴纳的农税，即便减半为三十税一，也还是能维持在每户十石以上。

    每户十石，五百余万户，便是五千多万石！

    即便地方郡县依旧要截留三成，即一千五百万石以上，能给长安朝堂剩下的，也高达三千五百万石之多。

    这其中，官员俸禄一千五百万石，剩下的两千万石，便可以用来做一些事儿了。

    比如皇陵的开掘啊~

    陵邑的建造啊~

    以及马征建设，军队扩编、武器更迭之类。

    简而言之：开国初的千余万人口，只能勉强维持刘汉政权的基本运转；

    而如今的两千多——近三千万人口，足以使得汉家在保持极低税率：三十税一，即不到百分之四的农税的同时，又稳稳走在迅速强大的坦途之上。

    即便偶有战争，也就是像孝景皇帝三年的吴楚七国之乱那般，根本无伤大雅。

    ——大不了拿出那一年全部的闲钱嘛！

    考虑到这个背景，曹淑如今将近十七岁的年纪，其实在这个时代完全算不上小。

    若是放在民间，这个年纪还没嫁人的女子，甚至已经交了两年的晚婚晚育罚款，并进入地方官府‘得给这娘们儿找个夫君’的预备名单了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朝堂内外对于刘荣最终选定的皇后，非要说有什么能说道说道的，也就是曹淑的年纪偏大了些。

    但刘荣却没有在意这些言论。

    其实，即便是十七岁的曹淑，刘荣也还是觉得有点太小了。

    毕竟在后世，娶这个年纪的女子为妻，那可是相当可刑、可铐的事。

    再者，刘荣作为孝景皇帝的庶长子——尤其孝景皇帝本身，其实也是太宗皇帝的庶长子；

    汉家已经经历了接连两代‘庶长子继承’的皇位传承了。

    从本心上将，刘荣其实比较偏向于将这一状况，拉回本应遵循的正轨，即：刘荣之后的下一代汉天子，还得是刘荣的嫡长子。

    若不然，汉家连续三代天子非嫡长，必然将对由来已久，且依旧还有存在必要的嫡长子继承制，造成十足长远的打击和负面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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